作者：彭軍鋮
無論大家如何說我、罵我、褒我、貶我，我就在這。依然默默無聞地做著我應該做的一切，無論份內份外，這就是我——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公司。
——題記
光陰荏苒，新年已來。一切過往，皆為序章。過去縱然有再多的艱難和遺憾也要翻篇，從此我們還是要背負責任踏上新的前進道路。
過去的日子，有人喻我為救火隊長，也有人稱我為經濟逆周期的調節器，還有人說我是造成沉重地方債務的推手，更有甚者咒罵我將活不過2018年......無論大家如何說我、罵我、褒我、貶我，我就在這，我依然默默無聞地做著我應該做的一切，無論份內份外，這就是我——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公司。
過去常常翻看現代咨詢金先森的系列雜文，該系列雜文說透了我的心酸、我的困惑、我的無奈、我的擔當和夢想......在此，我也不想重復贅述。畢竟過去的，還是讓它過去......
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來聊聊我的另外一些還鮮為人知的事。
我是如何出世的？我為什么會借那么多錢？我借的錢去了哪，有沒有發揮作用？
有人說是因為94年分稅制改革之后，所謂事權財權不匹配導致我的橫空出世。我想多個角度來說，你才會發現我的誕生還真是偶然中的必然。
在過去四十年里，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基本是依靠自我積累、資本驅動，而最近二十年，則主要是依靠政府舉借債務、加快發展。1994年除了分稅制改革之外，還出臺了《中央銀行法》，核心就是財政不能向央行透支；這一年還出臺了《商業銀行法》，商業銀行開始自負盈虧；同年我國還進行了匯率改革。同一時期，WTO，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東盟都相繼成立的。
當時，根據我國舊的預算法地方政府是不能發行債券融資，因此，90年代后期，在國家開發性金融的推動下，各大商業銀行陸續跟進，鼓勵地方政府成立了一大批各式各樣的融資平臺公司，名稱和業務也可謂百花齊放、各具千秋。由這些平臺公司負責承接來自國家開發性銀行和商業銀行的貸款，我就這樣誕生了。時至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我國為應對金融危機帶來的不利影響，國家出臺了4萬億的經濟拉動計劃。人民銀行聯合銀監會的92號文鼓勵地方政府通過增加地方財政貼息、完善信貸獎補機制、設立合規的政府融資平臺等多種方式，支持有條件的地方政府組建融資平臺，運用融資工具，拓寬中央政府投資項目的配套資金融資渠道。同年10月財政部631號文指出地方政府配套資金可利用政府融資平臺通過市場機制籌措。這些舉措致使我在全國各地高速發展。在很短的時間內，我的兄弟姐妹就超過了一萬個。
以上就是我誕生的背景。
由此也看出我誕生的初始目的就是為地方政府籌集基礎設施建設資金。你看，我生來就是為借錢而來，那么地方政府越是可支配財力不足，他們對我的要求就越高，我的作用也就愈發明顯，就需要去借更多的錢。
那么，我借的錢都去了哪呢？我借的錢大部分轉化成了城鄉道路、橋梁、市政管網、隧道、公園、廣場、醫院、學校等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產品。這些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產品大都沒有收益，這樣導致了我的債務高企也就不足為奇了。
關于借錢的邏輯，我相信大家一定會認為借錢就是為了賺更多的錢、是為了擴大再生產。而我借錢所做的一切從根本上講就不是為了賺錢，我代政府去投資、建設的基礎設施大多是公益性資產，沒有可以計算經濟效益這本賬的，難道我的資產沒有任何的價值？又是誰拿走了我的投資收益？是社會、城市或者是大家，也許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看看吧，所有的城市都變了。
那么，負債在我，而對應資產的收益又不在我身上，這不符合經濟學原理啊。
經濟學的外部性是體現我經濟價值的最好解釋，同時也解釋了為什么我只有負債而沒有收益。
經濟學上有一個專有名詞叫做“外部性”，外部性是指一個經濟主體（生產者或者消費者）在自己活動中對旁觀者的福利產生了一種有利影響或者不利影響，隨之帶來的利益或者損失，都不是生產者或者消費者本人所獲得或承擔的，是一種經濟力量對另一種經濟力量“非市場性”的附帶影響，大概理解為對沒有參與到此事以外的人產生了影響。正外部性是經濟體的生產或消費使另其他經濟體受益，而又無法向后者收費。反過來，負外部性，就是經濟體創造的成本使他人承擔損失，但是不需要支付成本。
原來，我投資的資產收益通過“稅收、土地”兩種方式將我的外部性收益轉化為內部性收益了。
稅收將外部性收益轉化為內部性收益怎么做到的呢？
招商是轉化外部性收益的非常重要的一個要素。
當一個地方招商來的企業和資本除了考慮地方勞動力、土地這些市場要素外，自然還要考慮交易成本、物流這些因素，而建設這些基礎設施正是我的強項，外資成本的降低實際就是占用了我的外部性收益。
具體到這個問題，我的老大哥重慶八大投融資平臺在幕后默默服務政府是最好的案例。
黃奇帆講過一個例子：重慶如何實現對電子企業的招商引資。
2008年，內陸地區幾乎沒有機電行業，國內機電產品的格局就是“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產能集中于沿海地區，且又以加工貿易為主。西部地區對此類加工貿易毫無優勢。
如果把零部件、原材料從沿海運到內陸至少三四天時間、兩千多公里路程，物流和時間成本很高。
那么，如果重慶要發展電子產品，要有優勢，就必須實現零部件、原材料全部本地化，實現企業上中下游產業鏈集群一體化。
這個思路下，一定是要先去搞定產業類最核心的部分企業。所以，黃市長一開始就承諾惠普董事長，如果你把3000萬臺電腦的生產訂單轉移到重慶，就保證在你廠的1小時路程之內配套1000家零部件廠。
而這“一小時路程周邊1000家”廠商，他們的入駐背后依靠的不就是大量的基礎設施嗎？
和惠普談好之后，他又去臺灣省與富士康郭臺銘談，承諾千萬臺電腦零部件的生產訂單，前提是富士康將對應數量的零部件廠商引進重慶。
其實你想，如果1000家零部件企業都到重慶，當然可以服務的產能遠遠不止3000萬臺了。過了一個月，郭臺銘到重慶簽約，除了富士康，還帶來了臺灣的一批零部件企業。兩年內，重慶達成了當時承諾的目標，擁有了1000多家電腦零部件廠商，并相繼吸引了除惠普外其他六七家世界知名品牌的電腦廠商，每年生產6000萬臺電腦，多年保持產量穩定，占全球電腦生產總量的1/3。重慶成功打造了一整條齊全的產業鏈，相應的物流成本大幅降低，品牌商和產業鏈相互配合，中心零部件企業和供應鏈紐帶無縫對接，成為一大核心競爭力。
取得這些成就的背后是以重慶八大投融資平臺融資來搞基建，有了先進的基礎設施和良好的社會環境為基礎的。重慶八大融資平臺創造的外部性收益，實際上是被這些電子廠商給拿走了，但是又被政府以稅收的形式給拿回來了。
最近馬老師又“火”了。我認為馬老師可能太驕傲而忽視了政府基礎設施建設的外部性對“ 阿里商業帝國”的促進作用。沒有國家基礎設施的鋪墊，哪有阿里崛起？
過去幾年不少中國互聯網企業崛起，除了中國龐大的人口優勢外，也跟前期的基建投資有關，這些企業搭上了便車，享受到了基建帶來的外部性收益。
比如短視頻APP，顯然離不開中國4G和5G通訊網絡的普及。而諸多電商平臺，除了網絡基礎設施普及外，還跟發達的物流體系，以及縱伸到基層的交通網絡有關。如果物流很慢，買個東西都得等很久，網購和去實體店買相比，優勢就不明顯了。
淘寶的崛起是2006年之后開始的，特別是2009年之后，早期的客戶都是年輕人以及城市的大學生，淘寶大發展的那段時間正是國家以城市化為基礎的基建鼎盛期。
拼多多崛起在2016年左右，而這段時間伴隨的正是縣城、鄉村大規模以城投為載體的基礎設施推進期，拼多多早期客戶都是四線城市及以下的客戶。
如果沒有大量的平臺公司債務承擔的基礎設施建設，這一類商業模式，他們對于運輸、倉儲物流等等需求，是不是只能靠企業自建的方式去實現？那成本會有多高，拓展速度會多慢？
將來，以5G、城際高速鐵路、特高壓等為代表的新基建設施，還會為一些新技術、新行業的出現提供科技創新環境。
所以很大程度上啊，這些所謂的互聯網經濟實際上是大量占用了基礎設施的正外部性收益，都是各級城投公司債務的受益主體啊，是不是這個道理？
但是呢，阿里把平臺公司的正外部性收益給占用了，能讓阿里去還平臺公司借的債嗎？顯然是不可能。
如何實現土地外部性收益轉化為內部性收益呢？
平臺公司通過建設“交通、環境、醫療、教育、體育”等基礎設施，所形成的外部性收益逐步轉化成政府或者其它經濟體內部性收益。這就是“XOD模式”，該模式包括“TOD、EOD、COD、HOD、SOD、POD”等在內的、滿足現代城鎮發展多種需求的開發模式的統稱。
比如某城市有一個街道路口，一直以來該地區的房價遠低于市內商圈周邊的房子，商業也是不瘟不火。后來城市修建地鐵了，而且地鐵站就設在該路口，通了地鐵的該路口周邊小區，房價立馬蹭蹭往上走，商業頓時繁榮并形成商圈。地鐵本身運營可能是需要國家補貼的，但是通了地鐵的該地區土地價格確實大幅度上漲了。那相對應的外部性收益就被之前在這里買房的百姓、拿地的開發商給拿走了。這是典型的TOD模式實現將土地外部性收益轉化為其它經濟體內部性收益的一種模式。
我舉借的債務最后還是要償還的，以往“XOD”模式運作后產生的外部性收益基本都被平臺公司之外的其他經濟體拿走了。如何通過“XOD”模式實現將其他經濟體獲取的正外部性收益轉化成我自身的收益，用來化解我的存量債務是我在轉型發展過程中必須研究的課題，其中要重點研究如何通過“XOD模式”對城市基礎設施和城市土地進行一體化開發和利用，還要重點研究土地融資和城市基礎設施投資之間自我強化的正反饋關系，通過基礎設施建設帶動土地的增值，進而以土地的增值反哺城市的發展，從而確保城市土地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生態效益的最大化。當前單純的土地融資不可為繼，以單位土地的最終產出來籌措資金是未來市場化融資的一種趨勢。
以江蘇省徐州市的潘安湖國家濕地公園為例，這是一個典型的EOD項目。2010年起當地通過“挖深填淺、分層玻璃、交錯回填”等技術改造塌陷區，恢復土地生態調節功能，同時建起了濕地公園景觀，接著又規劃了污水廠、交通路線、幼兒園、醫院等配套設施，打造集康養、休閑旅游、電子商務、高端住宅于一體的現代生態新城，整個項目基本實現了投融資產出的平衡，并最終實現了從一城煤灰半城土到一城青山半城湖的轉變。
說了這么多，無非是想和大家說明，由于我的努力和堅持，也由于我的舉債驅動，才讓今天我的親爹親媽開始逐漸嘗到基礎設施外部性收益轉化為內部性收益的甜頭（當然過程中可能也給他們帶來了些許苦澀和痛苦）。但是看到我舉借的債務對應的是不斷完善的基礎設施、熟化的土地資產、宜居的城鄉環境、便利的交通設施、美麗的城市天際線時，當他們真真切切地體會到我們城市公共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不斷完善使得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不再是夢想時，哪怕是后爹后媽，也應該是笑得合不攏嘴吧？
這些年、這些事，地方基礎設施建設過程我歷歷在目。我為啥一直砥礪前行，不記個人得失，充當著幕后英雄？我承受著不能承受之重，遭受著誤解，為什么我還這么堅定，依然向未來目標前行？借用金先森的一句話來表達我的情感，那就是“打不倒我的，終將使我更堅強”。因為我有堅定的“化作春泥更護花”的大局意識，因為我還有“新型城鎮化大業”未了的使命，更因為我還有甘愿為我所在的城市、我們的子孫后代作鋪墊、打基礎、利長遠的擔當。
“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其實就是我的心聲。
